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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在当前历史阶段和世界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从我国发展历史阶段看，坚持对外开放对于中国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时间表——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时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标之一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3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26万亿元，折合约17.8万亿美元，人均12614美元(世界银行统计)，距离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14100美元尚有差距。2035年如果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赶上经合组织即“发达国家俱乐部”排名最靠后的三名成员——斯洛文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水平。2023年，这三个国家人均GDP平均为25600美元，为中国的两倍。根据过去12年它们的增长速度匡算，2035年将达到人均3.5万美元左右。参照这个高度，2035年我国人均GDP需要达到3万美元，即比现在增加一倍多。
由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世界30%，按原有技术水平进行扩张的增长余地有限。关键的途径是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即世界前沿技术，包括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需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持久的创新活力；对外向全世界进一步开放，更深入融入世界经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先进基础理论、技术、人才，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要求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从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建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
然而，从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看，逆全球化、世界地缘政治阵营化和地缘经济碎片化的现象给我国带来了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的报告估计，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估计下降5%，净减1.5万亿美元左右。主要原因是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和贸易格局变化。一些国家日益表现出优先与结盟国家拓展贸易的势头，即“友岸外包”趋势，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的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也呈逐年增加态势。美国实施《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反映了其“逆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学”的施策方向，而且联合盟友，构建“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具有排他性的高科技供应链。世界地缘经济碎片化则影响了跨境直接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和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世界跨境直接投资在2022年大幅下降16.4%后，继续下降2%，为13318.13亿美元；比2019年的17292.39亿美元低23.0%。
除了世界地缘政治阵营化和地缘经济碎片化的总体不利外部环境外，美国从贸易、投资、科技方面，与中国进行竞争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因此，要破解一系列的外部挑战，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把开放型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决定》清晰地阐述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基本内容和任务。即：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这一系列任务涵盖了外贸、外资、区域开放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容。笔者认为，其中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及深化外商投资是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环节。因为不断扩大并巩固外商特别是主要行业的世界头部企业来华投资，成为其全球布局的一部分，是我国更深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全球化的实质性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世界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据官方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达到28098.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国核电、汽车、干线飞机、芯片、医药和农业技术等的历史性跨越，与利用外资是分不开的。特斯拉独资在华建厂不到两年，产业链本土化率达到了95%，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电动车产业的迅速发展。据有关方面统计，外资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不到3%，但贡献了40%的进出口贸易，1/6的税收和1/10的城乡就业。外商投资，特别是代表世界前沿技术领域的头部企业的投资，不仅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直接意义，而且有助于带动我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对稳定我国与美欧发达国家经贸关系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社会对利用外资的认识，纠正那些认为我国经济已经非常强、所以外资作用不大的观点。要从战略上着眼，以更大的布局、决心和努力，争取利用外资实现较大发展。
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有所下降。2023年为11339.1亿元，比上年下降8.0%；2024年上半年4989.1亿元，同比下降29.1%。这种下降，有外部原因，即世界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是世界范围内跨境直接投资下降的一部分；也有国内原因，即某些领域需求不足或梯度转移。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前景，是世界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界无法舍弃的。苹果虽然曾将手机组装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区，但今年以来苹果已将部分产能转回中国代工厂，而且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布局相当深入，许多重要的零部件和组装工厂都设在中国。苹果CEO库克表示，“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地方。”美中贸委会代表的波音、苹果等跨国公司，一致表示将继续在中国发展。
但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还应再上一个大台阶。截至2022年末，我国官方口径的累计利用外资28098.9亿美元中，来自欧洲的只占6.2%，来自美国的只占3.4%，而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总量中，欧洲提供了44%，美国提供了21.1%。欧美直接投资技术含量高，与全球供应链结合紧密。我国在这方面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为了促进利用外资再上新台阶，仅仅沿用过去的产业规划、政策鼓励，已经远远不够。在进一步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还要更注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商环境的改善不能仅停留在政策措施层面，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实际执行效果，因此需要从深化外商投资的体制机制上着手推进改革。所有企业，无论内资还是外资，都同等适用相关法律、受到同等待遇、公开透明。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和外企，同等适用鼓励政策，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但有一些地方在执行上有差异。这说明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需要优化提升，即在体制上更加强调开放和法治化，要进一步保障外资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民待遇。不仅要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也应有序扩大开放。
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高度融合，当外资企业可以便利地在世界资本市场融资，又可以将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回流母国，或用于第三国投资，中国市场吸引世界资本的潜力将能够极大地发挥出来。流入中国的外资将会有一个较大增长，世界领先的技术、管理和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引进中国的规模和质量水平也会有明显提升。这不仅将有助于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且将有助于我国如期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短线配资炒股，并为维护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稳定我国外部环境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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